原伟东死了，河北终于赢了

文爱不算爱

今天上午，2024年12月31日9点58分，河北保定第一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，原伟东走完了他55年的人生。被限制人身自由的8507天，从没有给他留下一天喘息的机会。这次住院，从2024年12月21日入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在病床上的时光被清晰记录。这9天，他被镇静剂强行拉入昏睡，插管维持着脆弱的生命体征。就在五天前的12月25日，他还能与家人进行正常的交流。从2001年9月16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那天起，到2024年11月2日被送入保定监狱，原伟东的时间被划分为三个部分：看守所7382天，监狱953天，最后是医院里的9天。一共8507天，二十三年多，换来了不同法院的10份判决与裁定。其中，最高法院指令再审1次，河北高院发回重审的次数是3次，廊坊中院判处死刑的次数是4次，河北高院维持原判的次数是2次。这些数字游戏，耗费的不只是纸张、司法资源，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生。2023年11月，原伟东在手术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，被带到病床前接受死缓判决。家属最后一次见到原伟东是在2024年12月27日，那时他已经被镇静剂控制，不能说话，只能沉默地躺着。原伟东死了，河北赢了。这场跨度长达23年的司法流程，把时间本身拉得无比漫长。漫长到，在记忆的深处，廊坊中院、承德监狱、保定监狱和河北高院的名字似乎已成为一个循环的符号。但荒诞的是，这一切的背后，没有解释，也没有终结。
23年，羁押未解。2002年，廊坊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出具了一份说明：1995年现场提取的菜刀、钢镐，以及残缺掌纹样本：均因装修、搬迁，证据遗失。2014年，警方第二次说明出炉：犯罪现场原始卷宗丢失。说明落款的公安局刑警大队，仅用一句“已出具过说明”轻描淡写。“程序合法，无刑讯逼供。”这是霸州公安局2002年出具的证明。然而，原伟东入所时的体检记录写明：舌头被电伤，耳朵有外伤，腿部肿胀。

汤凤武的体检报告同样显示全身带伤。多年后，杜国利，这位主办刑警，被曝出刑讯逼供，甚至自称：国家发证的黑社会。

2013年，最高法指令再审，案件回到廊坊中院。这是这个案子被河北高院推到廊坊中院的第四次重审。2020年，案件再次被中止审理。四次死刑，三次发回重审。2003年，廊坊中院一审判处原伟东死刑。河北高院以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撤销原判发回重审。这一循环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一再重复。2009年，河北高院的合议庭得出结论：全案事实不清。然而，案件仍在拖延。最高检的回应是：“不存在超期羁押。” 23年没有生效判决，没有释放，这算不上“超期羁押”，那么，什么才是？审判程序的荒谬被推向极致：2013年，最高法指令河北高院重新审理，并明确指出非法取证的证据必须排除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廊坊中院仍以排除后的更加不足的证据，再次判处原伟东死缓。原伟东的辩护律师问公诉人：“你们连案发现场的证据都没有，怎么证明他是凶手？”公诉人沉默片刻，回答，案件依赖证人证言和被告供述。而原伟东称，这些供述是在酷刑下获得的。而幸存者张金萍做证言的时候，突然被带走，消失了几天几夜，指认原伟东时，只有原戴着脚镣与手铐。2002年的勘验笔录中，记录案发现场提取了大量物证：茶缸、恐吓信、残缺的掌纹，还有血迹。所有物证，连同原伟东的生物信息：均未比对出一致结果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原伟东与案件相关。办案机关为何仍坚持认定？没有答案。河北廊坊，安静如初。“这个案子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，不是你做的也得是你做的，冤也要把你冤死。”
刑警杜国利的话，在法庭上被律师当庭质证。然而，这位“国家发证的黑社会”，依然顺利完成了他的破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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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无法证明供述的合法性，案件将何去何从？下午出庭的一位证人带来了另一份材料。他提到，公安曾向他展示了一幅彩色画像。这与案卷中保存的黑白画像完全不同。证人断言，现场曾有多幅画像被制作和展示，而仅存的一幅，是唯一被保留的。证人的话语让人不禁联想到更多的隐秘。法庭上，辩护律师提出，公安是否隐匿了关键证据？是否故意遗漏了不利于指控的材料？另一位证人回忆起自己的经历。他被公安抓捕后，不断遭受刑讯逼供。电击、殴打、威胁，让他在恐惧中放弃了所有的辩解。“杀人我没有干，抢劫的事，我认了。” 他说，当年他只希望能尽快离开看守所。哪怕是认下十年的抢劫罪名，也不敢再提起上诉。这种无奈在法庭上被还原，证人对刑讯逼供的描述让现场的气氛更加压抑。有人感到愤怒，有人却依然面无表情。原伟东的辩护律师语气克制却铿锵地说道，河北省高院必须传唤廊坊市霸州公安局的所有办案人员，他们需要对案件中丢失的案卷、矛盾的证据链以及隐匿的关键材料做出解释。他直言，这起案件如果不被彻查，将是：河北司法的一次历史性错误。然而，法庭另一侧的检察官们面无表情地翻着手中的卷宗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有律师分析，卷宗可能并没有丢失，而是被：侦查机关选择性隐匿。他指出，这些卷宗被特意隐藏，目的在于掩盖案件中的严重失职和程序违法。然而，面对如此明确的指控，河北省检察院并未做出正面回应，而是拒绝讨论这一问题，理由是：审判阶段不涉及侦查细节。另一位辩护律师再次强调，法庭上的任何证据都必须来源清晰。然而，检方提供的两份关键笔录，不仅取证人缺席，甚至连被告人的签名也只出现在最后一页：复印件是从哪里来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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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天，他在病房的玻璃窗后，对着姐姐露出了一个虚弱的微笑：姐，我想吃一个苹果。原伟东案不仅夺走了他的自由，也毁掉了他的家庭。母亲金亚芹为了儿子喊冤，在石家庄高院门口磕头至死；父亲原振福为查农业税票被拘留一个半月，最终因癌症去世；弟弟原伟刚在最高法信访大厅喊冤，割（）自（），获刑两年；另一位弟弟原伟明因为喊冤时挣脱阻拦，涉嫌“袭警”被判八个月他的儿子，6岁时被贴上“杀人犯儿子”的标签，初中没读完就辍学。“我们一家人从未停止喊冤。”23年过去，原家四散，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，案件却依然毫无进展。他们的喊冤信积累成山，却如石沉大海。在最后的庭审中，原伟东请求亲自出庭陈述。他说，他不是杀人凶手，他的冤屈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决。他已经身患晚期胃癌，胃部切除五分之四，癌细胞扩散到淋巴。河北法院这23年的判决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权力与司法的荒谬。此案不出河北，绝无公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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